穩經濟目標下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現實選擇、實踐難題與破解路徑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面對“三重壓力”疊加、風險與機遇并存的經濟發展新形勢，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系統謀劃了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主要目標和政策取向，科學部署了財政有力支撐經濟平穩運行與質量提升的實踐路徑，進一步提出實施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在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經濟主基調下，作為減稅降費的延續與創新，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搭建起包含退稅、減免、緩繳三維立體化政策體系，承載著穩定市場預期、提振市場信心的關鍵作用。那么，如何正確把握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有效破除桎梏政策紅利釋放的制度藩籬與實踐瓶頸，實現頂層設計、政策運行與穩經濟目標的無縫隙匹配?對上述問題的科學回答，不僅有助于為市場主體減負紓困煥新增長動力，還可以通過創新財政本身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方式，進一步發揮財稅體制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有鑒于此，本文首先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性與特殊性明晰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理論基礎;其次，結合穩經濟目標系統梳理當前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主要著力點;最后，提煉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運行的三大實踐難題，并為破解難題提供參考路徑。

　　一、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理論基礎

　　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通過政府精準、穩健、有效讓利，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進而在“三重壓力”下為經濟行穩致遠提供支撐，其本質是政府調整資源配置格局。因而，探索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理論淵源應當包含兩個維度：一是將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基于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為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影響經濟主體供需行為尋找理論依據;二是立足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是政府調整資源配置格局的本質內涵，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探索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中國特色經濟理論基礎。

　　(一)凱恩斯主義與供給學派

　　在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凱恩斯主義奠定了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基石。凱恩斯主義認為，由于存在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資剛性，市場無法自動出清是經濟運行的常態，因而需要政府發揮財政政策作用以促使經濟回歸均衡水平。一方面，政府應增加財政支出，發揮有效財政支出的擠入效應，激發私人部門投資需求;另一方面，政府應采取減稅舉措，調整資源配置格局，向市場主體讓利，刺激社會總需求以拉動經濟產出增加。在凱恩斯主義視域下，增支與減稅是一組相伴而生的工具變量，其中赤字投資政策是凱恩斯主義應對經濟蕭條的核心(馬海濤等，2022a)，減稅則多呈現為階段性舉措而非制度性安排(張斌，2019)?？梢?，凱恩斯主義為當前實施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化解需求收縮壓力提供了理論支撐，即部分階段性減免與緩繳政策通過增加家庭部門的可支配收入與企業部門的利潤，拉動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促使社會總需求增加。

　　供給學派主張供給創造需求，對勞動與資本等生產要素的有效利用是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因而財政調控經濟波動的主要著力點就在于如何提高勞動報酬與資本收益以刺激要素所有者增加總供給?？紤]減稅可顯著且直接縮小“稅收楔子”，提高要素所有者報酬與收益水平，刺激理性人增加要素供給，供給學派將減稅作為核心經濟政策(楊燦明，2017)，并由此形成一系列政策主張，包括降低個人所得稅以提高勞動供給、降低企業所得稅以增加企業資本形成率等。盡管供給學派的減稅主張內生于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政策工具的選擇也僅局限于邊際稅率水平，并未系統探索稅率結構及稅制結構相對調整產生的減稅效應與經濟產出變化，但不可忽視的是，在當前我國遭遇供給沖擊的背景下，供給學派為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即明晰了部分制度性、長期性退稅與減稅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在機理。

　　(二)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

　　考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性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特殊性，明晰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理論淵源，亦應當將其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情境之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則進一步強調，應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的經濟(陳云賢，2019)。

　　立足中國特色的政府與市場關系語境，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應當既有助于政府參與資源配置與推動構建有效市場，亦可更好發揮有為政府的治理作用。一方面，汲取與配置資源是財政的本源功能(呂煒等，2021)，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通過減少政府對資源的汲取與直接配置，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留下空間，同時資源配置方式的創新亦有助于釋放制度紅利為形成有效市場奠定基礎;另一方面，圍繞企業創新、就業創業、環境保護等多個政府治理領域的焦點問題，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精準發力，提升有為政府的治理能力與水平，在穩增長的同時可促進實現創新驅動、結構優化與質量提升。由此，中國特色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理論構成了科學理解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

　　二、穩經濟目標下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現實選擇

　　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與深化稅收制度改革，我國減稅降費經歷了“結構性減稅→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定向減稅和普遍性降費→普惠性減稅與結構性減稅并舉→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演進軌跡(馬海濤等，2022b)。在這一較長的發展進程中，減稅降費的主要著力點隨著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而相應更迭，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作為當前“三重壓力”下減稅降費改革的新舉措，呈現出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的特點。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2022年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指引》匯總了34項稅費支持政策，包括退稅、減免、緩繳三種方式，主體覆蓋制造業、中小微企業與個體工商戶等。在如此紛繁復雜的政策體系中，一個關鍵的問題是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主要著力點在哪里。立足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理論淵源，結合其應運而生的“穩經濟”背景，本文認為可從供給與需求兩側系統梳理當前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主要著力點。

　　(一)供給側

　　助力企業紓困發展是當前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在供給側的現實取向，其著力點在于降低生產成本、激勵技術革新與改善現金流。相較上一階段的減稅降費舉措，穩經濟目標下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在供給端更加注重向制造業等六類行業企業、中小微企業與特困行業釋放紅利，以期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與現代化水平。

　　一是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穩住盈利預期。經濟全球化逆流疊加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攀升，產業鏈供應鏈的不穩定性與不確定性增加。與此同時，近年來我國人口紅利遞減、居民儲蓄率降低、能源約束強化，加速要素市場中勞動力、資本與能源供給拐點出現(陳彥斌等，2022)。受制于上述內外部因素交織，我國企業生產成本高位運行。上一階段的減稅降費舉措雖有力促進了制造業企業降成本，但小微企業、部分服務業仍處于盈虧邊緣(樓繼偉，2022)。為此，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一方面精準滴灌小微企業，通過新增小微企業減免企業所得稅、符合條件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免征增值稅、小微企業“六稅兩費”減免等支持政策，力圖減輕小微企業稅負，降低生產成本，穩住盈利預期;另一方面，強化對受疫情沖擊較大的服務業的減稅力度，如新增對公共交通運輸服務、快遞收派服務免征增值稅政策，延續生產、生活性服務業增值稅加計抵減政策等，以期促進服務業領域困難行業紓困發展。

　　二是激勵企業技術革新，助推創新轉型與綠色發展。伴隨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減稅降費始終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需要(馬海濤等，2022b)，為企業創新與綠色發展賦能。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亦遵循這一目標導向。在促進創新轉型維度，允許中小微企業根據自身生產經營核算需要自行選擇享受設備器具所得稅稅前扣除政策，實行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以期促進中小微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設備更新與技術升級。除上述新出臺稅費支持政策外，延續對提供孵化服務的國家級、省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等免征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和增值稅政策，為激發企業創新活力提供優質且適配的環境土壤。在助推綠色發展維度，延續對符合條件的從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業減按15%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政策。

　　三是盤活企業現金流，提振市場信心。在我國經濟增速放緩與宏觀杠桿率總體穩定的現實約束下，減稅降費如何與融資支持政策相配合，確保企業具有持續穩定的現金流，是著力穩住市場主體的關鍵。為此，新的組合式稅費政策運用“退稅+緩繳”的方式，一方面，加大與加快增值稅期末留抵退稅政策實施力度及進度，遵循“優先安排小微企業……重點支持制造業，全面解決制造業、科研和技術服務、生態環保、電力燃氣、交通運輸等行業留抵退稅問題”的思路，允許符合條件的行業企業申請退還增量留抵稅額與存量留抵稅額，以進一步釋放留抵退稅政策紅利;另一方面，允許符合條件的制造業中小微企業延緩繳納部分稅費，即在繼續延緩繳納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稅費的基礎上，緩繳2022年第一、第二季度部分稅費，對困難行業所屬企業、受疫情影響嚴重地區生產經營出現暫時困難的所有中小微企業、以單位方式參保的個體工商戶等階段性緩繳企業社會保險費。由此，以增值稅制度性留抵退稅政策為主，輔之階段性延緩繳納部分稅費，可緩解企業現金流壓力，提振市場信心。

　　(二)需求側

　　著力“分好蛋糕”是當前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在需求側的基本要求，其關鍵問題是如何在居民消費需求收縮的背景下通過制度性與階段性稅費支持政策激發需求潛力。為此，穩經濟目標下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著重解決當前束縛消費需求活力的收入分配問題與就業問題。

　　一是發揮個人所得稅改革的減稅效應，優化收入分配。按照“調高、擴中、提低”，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的目標要求，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一方面持續推進綜合所得課稅改革，以期降低中等收入群體實際稅負，實現“擴中”，具體包括延續實施允許居民個人自主選擇全年一次性獎金計稅方式，在符合相關條件下對居民取得的股權激勵收入全額單獨適用綜合所得稅率表計稅，對支持疫情防護救治所得臨時性補助與獎金免征個人所得稅等;另一方面完善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如新增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力圖提高低收入群體實際收入，為“提低”奠定基礎。通過上述“擴中”與“提低”的稅費支持舉措，優化收入分配，提高中等以下收入群體收入預期，激發消費需求潛力。

　　二是落實落細保就業促創業稅費支持政策，夯實民生之本。2022年伊始，我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總體呈上升趨勢。在就業優先戰略指導下，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著力落實落細前期保就業促創業舉措，包括：延續對吸納重點群體、退役士兵就業的企業定額扣減稅費政策;為重點群體、退役士兵創業提供稅收優惠支持;延續執行降低失業和工傷保險費率的普惠性政策;對創業投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取得的符合條件的創業投資收入給予稅收優惠等。通過落實落細上述就業創業稅費支持政策，一方面降低企業用工成本，穩定就業崗位，另一方面激發市場創業活力，拓展勞動力需求，進而實現穩就業、保民生、促消費的良性循環。

　　三、穩經濟目標下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實踐難題

　　在統籌推進“穩增長、調結構、推改革”的進程中，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既是“三重壓力”疊加背景下提升積極財政政策效能、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政策工具，亦是重塑政府與市場資源配置格局、促進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更好結合的制度基礎。然而，作為減稅降費這一刀刃向內、壯士斷腕改革的延續與創新，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在實踐運行中亟須處理好與增強財政可持續性、完善現代稅收制度、政策設計與執行落實三重關系，這也是制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能否持續、精準、穩健、有效的重大實踐難題。

　　(一)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與財政可持續

　　在經濟下行階段，積極財政政策通常伴生著政府收支矛盾激化與財政可持續性這一世界性難題(鄧力平等，2021)?；诤暧^與微觀分析視角，這一難題可從國家財政與地方財政兩個層面進行理解。

　　在國家財政層面，鑒于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延續減稅降費的基本思路主要覆蓋一般公共預算領域，故其產生的減稅降費效應將影響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結構與收支平衡。一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下降。2022年1—6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按自然口徑計算下降10.2%，扣除留抵退稅因素后增長3.3%，這表明在經濟下行承壓導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以增值稅留抵退稅為核心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進一步收窄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二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結構調整。2022年1—6月全國稅收收入按自然口徑計算下降14.8%，而非稅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長18%。這表明，伴隨減稅降費改革向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深化，我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非稅收入占比有所上升，而非稅收入的不確定性將為財政可持續埋下風險隱患。三是一般公共預算收支失衡程度加深。2022年1—6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率為81.64%，而上年同期為96.25%，這表明隨著減稅降費效應的持續釋放，國家財政尤其是一般公共預算面臨較為嚴峻的平衡壓力。

　　由此，在宏觀的國家財政層面，盡管經濟下行階段增支減收的自動穩定器功能可能導致財政收入規模、結構與收支平衡狀況變化，但持續深化的減稅降費改革無疑是一個關鍵沖擊因素(郭慶旺，2019)?？深A見的是，伴隨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更加側重向市場主體釋放制度性、永久性紅利，在保持財政支出規模與增速穩定且適度的情況下，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運行將勢必面臨如何與國家財政可持續相適應的實踐難題。

　　在地方財政層面，“全國一盤棋”的制度優勢確保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在各層級政府間一以貫之的同時，亦對地方財政形成了類似于前文國家財政層面的沖擊，并且這一沖擊與地方財政體制約束相交織，進一步凸顯了地方財政尤其是基層財政可持續性問題。

　　首先，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較大影響了地方財政運行。一是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規?？s小，2022年1—6月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下降7.9%。二是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與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的比率下降，2022年1—4月、1—5月、1—6月分別為2.41、2.27和2.21。三是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支比率降低，2022年1—6月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率為50.82%，而上年同期為58.70%。四是地方政府當月新增債券規模6月合計達到15 765億元，盡管還本付息壓力增大將推高新增債券規模，但4月1日伊始的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無疑是導致新增債券規模陡增的重要因素。

　　其次，收入下滑疊加支出剛性是“三重壓力”下地方財政可持續的關鍵制約因素。一方面，地方財政收入長期增長動力不足。經濟基本面深度承壓導致稅基增長緩慢，大規模減稅降費進一步壓縮了稅收汲取財政收入的空間;房地產市場低迷與土地市場監管限制，粗放式“賣地生財”難以持續，相應以土地為抵押品進行借貸融資亦日漸式微;舉債雖能帶來短期收入增長，但在堅決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與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約束下，亦難以充盈地方自有財力水平。稅收減少、土地財政低迷、債務限制三種因素交織使得地方財政收入體系缺乏長期持續增長動力。另一方面，地方財政支出剛性增長約束強化。具體包括三個維度：一是財政支出亟須消化前期累積債務，還本付息壓力持續上升;二是兜牢?；久裆?、保工資、保運轉支出“三保”底線與常態化疫情防控，要求財政民生性支出保持適度強度;三是經濟下行，穩增長目標要求地方政府在支出側履行經濟建設事權，如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重要支撐等。由此，財政收入增長動力不足疊加支出剛性壓力約束構成了地方財政運行困難的基本邏輯，而穩經濟目標下如何協調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與地方財政可持續的關系，則是“十四五”時期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關鍵。

　　(二)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與現代稅收制度

　　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兼具階段性舉措與制度性安排，在我國推進完善現代稅收制度的改革進程中，可嘗試從以下兩個方面理解二者間關系。

　　一是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與優化稅制結構。在間接稅方面，自2016年全面營改增以來，2017—2019年期間我國對增值稅稅率、起征點進行數次調整，并且隨著增值稅稅率下調，與之相關的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相應減少，2022年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以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制度為抓手進一步降低了增值稅收入水平，2022年1—6月國內增值稅收入按自然口徑計算下降45.7%。這一稅費支持舉措既契合了“十四五”規劃關于“聚焦支持穩定制造業、鞏固產業鏈供應鏈，進一步優化增值稅制度”的要求，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降低了間接稅比重。在直接稅方面，區別于以減稅為主旋律的間接稅調整，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傾向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與規范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其中制度性稅費支持包括完善企業所得稅加計扣除、推進個人綜合所得課稅改革、完善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等。盡管在穩經濟目標下這一差異化的政策取向通過大幅降低間接稅水平，一定程度上調整了間接稅與直接稅的比例關系，為適度提高直接稅比重、優化稅制結構奠定了基礎，但不可忽視的是，提高直接稅比重在稅制改革意義上尚未真正破題(呂煒等，2022)。

　　二是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與深化稅收征管制度改革。“深化稅收征管制度改革，建設智慧稅務，推動稅收征管現代化”是完善現代稅收制度的重要內容。在經濟下行背景下，深化稅收征管制度改革可能同時存在正負兩種反饋機制：一方面，全面推進稅費征管數字化升級與智能化改造，無疑將有助于降低征納成本，向市場主體釋放征管改革制度紅利的同時，為下一階段減稅降費預留操作空間，即形成“征管效率提高→征納成本下降→減稅效應強化”的正反饋機制;另一方面，隨著全面推進稅費征管現代化，稅費支持政策實際運行過程將更加公開透明，地方政府越權減免稅費的自由裁量空間被壓縮，企業難以繼續享受前期因征管不規范或漏洞產生的“福利”，即形成“征管效率提高→企業獲得感下降”的負反饋機制。與此同時，考慮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兼具階段性舉措與制度性安排，其中階段性舉措的動態調整勢必基于對企業涉稅涉費信息的精準把握之上，而制度性安排成效的釋放也有賴于稅務執法、服務、監管能力的提高。因而，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在實踐運行中，既需要正確認識與處理征管提效形成的“對沖”效應，實現從減稅降費到減“稅感”降“費感”的跨越，又亟須探索與推進稅收征管現代化進程相輔相成的可行路徑。

　　(三)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政策設計與執行落實

　　在積極財政政策框架下，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是提高減稅降費實效性的更高階之舉。其區別以往稅費支持政策的關鍵在于政策工具的多樣組合，這一特征既有助于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在“三重壓力”疊加的復雜經濟系統中完成多項調控任務，亦對其政策設計與執行提出了挑戰。

　　在政策設計維度，從前文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著力點看，小微企業是當前減稅降費的焦點，圍繞于此的稅費支持政策存在以下兩個關鍵問題。一是不同支持政策對小微企業的具體界定存在差異。譬如：增值稅留抵退稅中的小微企業按照營業收入指標、資產總額指標確定;企業所得稅減免優惠政策覆蓋的小微企業則是按照應納稅所得額、從業人數和資產總額確定。盡管各稅費支持政策聚焦稅種與主體不一致有助于提升減稅降費的精準度與層次性，但針對同類主體進行差異化界定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政策體系的清晰度不足。二是不同政策工具的排列組合將影響政策效能。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運用“退稅、減免、緩繳”三維“工具包”為小微企業減負，各政策工具是否具有統一的目標路徑將決定“組合式”能否形成合力。與此同時，這一“工具包”中既有制度性安排亦有階段性舉措，二者影響小微企業經濟行為的作用機制、效應時長可能有所不同(何代欣，2022)。因而，如何科學設計各政策工具的排列組合，充分考慮組合后產生的“化學反應”，確保政策目標一致與內部協調，警惕“合成謬誤”，將是未來完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設計亟須考慮的問題。

　　在執行落實維度，一方面，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構建了較為復雜的政策系統，可預見的是，伴隨經濟不確定性日益累積與凸顯，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內容亦將進一步豐富與發展。在這一發展進程中如何使各類稅費支持政策切實傳導至市場主體，避免市場主體因信息傳遞障礙游離于政策紅利之外，將是降低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滯后性的關鍵。另一方面，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體系中的多項減稅降費舉措涉及多個職能部門，譬如防疫、扶貧、就業等相關稅費支持政策的落地，需要以多部門信息共享為基礎，而當前我國各職能部門間信息共享機制不完善，尤其是企業和個人的信息對比機制尚未建立，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政策落地的及時性與精準性(邢麗等，2021)。

　　四、穩經濟目標下破解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難題的可行路徑

　　(一)以增強財政可持續性為出發點，嚴格財政支出管理與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一是嚴格財政支出管理，保障國家財政安全。以削減政府支出為基礎和前提，為減稅降費騰挪必要空間，是經濟下行階段統籌發展與安全的更基本、更實質或更契合的操作(高培勇，2020)。從這一基本判斷出發，當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進一步在供給與需求兩端釋放減稅降費改革紅利時，嚴格財政支出管理應是增強財政可持續性、保障國家財政安全的必行之路。一方面，要規范財政支出預算管理。財政支出預算應優先保障和服務于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在當前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的總體要求下，財政支出預算安排應當向諸如常態化疫情防控、創新驅動、區域協調、能源安全等重大戰略任務和發展規劃傾斜;財政支出預算應打破“增量預算”桎梏逐步轉向“零基預算”，在預算編制過程中審慎運用剛性“提標”與支出“掛鉤”機制，堅持量入為出原則，確保政府杠桿率始終處于合理范圍，為逆周期與跨周期調控經濟運行預留空間;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嚴格壓縮一般性支出，逐步降低一般競爭領域財政經濟建設性支出比例，突出支出預算安排堅決兜住?；久裆?、保工資、保運轉支出“三保”底線的優先順序;推進建設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標準體系，在支出標準核算時充分考慮經濟波動、物價變化與財力調整等因素，以確保支出標準可隨經濟社會發展變化而動態調整，并將此作為財政支出預算編制的基本依據。另一方面，要強化財政支出績效管理。嚴格界定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的范疇，適度減少或弱化制度外指標的權重，以突出財政支出績效管理與評價的重點;拓展財政支出績效評價模式，考慮企業與居民是政府財政支出行為的終端消化者與受益者，其主觀感受切實反映了財政支出的效率與效益，因而可探索構建包含如基本公共服務滿意度等社會多元主體參與的績效評價體系;推動績效評價過程與結果公開透明，實現財政支出績效管理與預算安排動態變化、支出政策適時調整的有效銜接，加強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結果的應用。

　　二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提升地方財政可持續性。財稅體制不僅決定了多級政府間的責權配置以及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劃分，亦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跨越關口與完善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制度保障。在經濟下行階段，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構建激勵相容的多層級政府間財政關系，將有助于對沖因減稅降費與自有財力縮減而產生的激勵弱化，調動各層級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積極性，提升地方財政可持續性。一方面，理順省以下政府間財政關系，加快健全省以下財稅體制。2022年6月，《關于進一步推進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工作的指導意見》從界定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財政體制調整機制以及規范財政管理五個方面對健全省以下財政體制進行了科學部署。本文認為，在遵照上述指導意見推進省以下財稅體制改革的進程中，還需圍繞建立財政體制調整機制進行系統謀劃，即在強調動態調整與管理的同時必須警惕地方“自由裁量權”的無序擴張，推進財政資金直達機制制度化，確保多層級政府治理目標的一致與協調。另一方面，進一步調整央地政府間收入劃分格局，在確保中央權威與集中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將共享稅分享比例適度向地方政府傾斜，構建以消費稅為主、財產稅為輔的地方稅體系，減少地方事權履行與支出責任承擔對轉移支付、土地出讓金、地方債務融資等其他收入的依賴，提高地方財政能力與可持續水平(儲德銀，2022)。

　　(二)以完善現代稅收制度為出發點，優化稅制結構與推進稅費征管現代化

　　一是全面提升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與優化稅制結構的整體性與系統性?？v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減稅降費演進歷程，始終遵循以穩定稅負為前提、逐步降低間接稅比重與提高直接稅比重的基本行動路線。從這一實踐邏輯出發，將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內置于稅制改革進程之中，不斷提升二者間的整體性與系統性，將是推動我國稅制由收入導向型轉向發展導向型的關鍵。一方面，以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為抓手適度降低間接稅比重與優化間接稅內部結構。在增值稅上，探索增值稅稅率級次“三檔并兩檔”的可行空間，在財政“緊平衡”約束下，可參照留抵退稅制度改革方法，即優先在制造業試點而后視經濟運行情況適度擴圍;完善增值稅抵扣鏈條，嘗試將企業貸款利息支出等納入抵扣范圍;改進增值稅留抵退稅制度，在現行制度基礎上適時動態調整覆蓋范圍與降低適用門檻。在消費稅上，基于居民消費水平與層次變化，適時動態增減消費稅稅目，對部分高環境成本和高負外部性的產品提高征稅力度等。另一方面，以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為契機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與健全直接稅體系。在個人所得稅上，轉變基于自然人課稅為家庭課稅;嘗試將財產所得、資本所得納入個人所得稅綜合征收范圍;根據居民收入與生活支出變化調整稅率、級距、基本減除費用標準與專項附加扣除政策等，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分配調節效應。在企業所得稅上，提高企業所得稅與企業生命周期、經營狀況的適配度;全面清理、整合及規范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加強對稅收優惠政策程序合法性與合理性的論證，注重科學識別與評估稅收優惠政策績效等。在財產稅上，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

　　二是正確把握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與推進稅費征管現代化的一致性與協調性。全面推進稅費征管現代化有助于提高征管效率，盡管這一優化舉措可能增加部分居民與企業的實際稅負，但必須認識到征管效率提升產生的政府治理效能優化，將有助于經濟穩定與高質量發展，而這與實行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保障經濟平穩運行與質量提升具有相一致的邏輯。由此，本文認為，應協調推進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與稅費征管現代化，即以“智慧稅務”推動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落實，助力征納雙方降本增效;同時，在推進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過程中，亦能對當前征管存在的問題進行查缺補漏，為建設現代化征管制度奠定基礎。

　　(三)以釋放減稅降費紅利為出發點，推動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有機結合

　　一是警惕“合成謬誤”，科學優化頂層設計。首先，統一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目標，在“三重壓力”疊加“超預期變化”的復雜經濟形勢下，應將聚焦不同著力點的稅費支持政策統一于“穩經濟”的目標體系下。其次，統籌稅費支持政策要素的一致性與差異性，稅費支持政策體系對共性要素的表述應盡量采用一致性定義，使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底層概念簡潔清晰，同時厘清差異化要素的內涵與范疇，確保政策體系層次鮮明，為精準理解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奠定基礎。再次，正確認識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的階段性與局限性，如增值稅留抵退稅制度對小微企業現金流的改善可能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消減，此時有效銜接與匹配其他宏微觀政策工具，將是合力解決小微企業融資問題的關鍵。最后，經濟形勢復雜多變要求稅費支持政策體系具有彈性空間，但政策不確定性增加將不利于穩定市場主體預期，因而，一方面，稅費支持政策的出臺、修訂與廢止應當基于對受影響經濟主體行為與結果的充分預測與評估，另一方面，應把握“摸著石頭過河”的智慧，重視運用稅費支持政策試點，為改進稅費支持政策頂層設計以及動態調整政策細節提供經驗依據。

　　二是避免“紙上談兵”，切實推進基層探索。首先，創新稅費支持政策宣傳普及方式，運用“線上+線下”形式開展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宣傳工作，尤其是注重發揮網絡直播等數字平臺優勢化解政策信息傳遞障礙;其次，加快構建多部門信息共享與協作機制，將多職能部門協作效率納入考核范疇;最后，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注重對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運行的定期調研與評估，強化評估結果的實踐應用，形成良性互動與循環。